西北大学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王维坤先生在我校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接受专访纪实

我校“东北亚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活动——日语·韩语语言学研讨会”于11月18日正式开展，以此为契机，我院特对与会的西北大学教授、我校客座教授王维坤先生进行了专访。

一、王教授学术研究之路的分享

众所周知，王维坤教授是中日学术界当今研究考古文化的泰斗学者，研究成果颇丰，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当我们问及王教授是何时开始考古研究时，他向我们娓娓道来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他说：“我是1974年10月4日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步入西北大学的学术殿堂。不过，在绝对服从组织分配的年代里，不是我选择了考古学专业，而是党让我选择学习考古学的。说实在话，当时我连所谓的考古学、遗迹与遗物等名词都不能很好的诠释，正是在这样的一张白纸上，我才在朦胧中开始了我对考古学的系统学习。那会物资较为匮乏，生活也比较单调，反倒是学习的时间多了，所以我当时每天的活动安排都是如此，所谓三点一线，即每天往返于宿舍、教室、图书馆之间。我虽然不才，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学习和政治上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先后不仅做了学习委员、团支部副书记，而且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与此同时，这也为我三年后的毕业分配奠定了基础，所以毕业时我就如愿以偿的留校任教了。毋庸讳言，三年的大学基础学习时间还是偏短一点，尽管我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仍有许多知识并没有掌握，当然外语学习就不消说了。由于76年系上挑选我们三位（我、赵化成、韩新宁）去参加《首届周原考古亦工亦农培训班》学习，我们的日语学习也就由此中断了。因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专业知识面窄，基础较差便成为了困扰我尔后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最大障碍与难题。于是，说实在话，我当时对学习知识的渴望就更加迫切了。正在这时，组织上安排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师从考古泰斗宿白先生重点学习《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课程，完全满足了我的心愿。当时，宿先生要求我课外之暇，要精读《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文献史料，并要做好读书笔记，同时还规定我每星期四晚上7—9点去先生朗润园家汇报我一周来的所学所思，正是在先生分文不取、高尚风范和谆谆教诲下，我将上述几部书精读了数遍，打下了很好的文献功底，并为尔后四十多年以来利用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两重证据法’（即将出土文物能够与文献记载紧密结合加以深入研究）铺平了综合研究的学术道路，可以说先生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没有宿先生的昔日教导与无私帮助，我是完全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些科研成果的。所以我一向认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老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深造阶段，指导教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二、从语言上研究秦代之际的中日文化交流

当我们问到王教授如何从日语和韩语语言学上来深入进行东北亚古代文化的研究时，王教授强调指出：“仅从语言学上研究古代中外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利用文献学和最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研究不可。例如，我们可以不妨从日语语言上研究秦代之际的中日文化交流。早在1994年4月，前日本首相羽田孜（ﾊﾀﾂﾄﾑ）在上任之前就公开承认其祖先是中国人，他说:‘在日本各地有许多徐福的遗迹和墓碑，估计将近有100处吧！很多日本人都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代，其实我的姓氏‘羽田’在很久以前汉字就写成‘秦’（音:ﾊﾀ）字。300年前的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时代，我祖先是长野县一个小城的‘家老’，相当于二把手。后来他因故剖腹自杀，我家人也被告知今后不能再使用‘秦’这个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家就改姓氏为‘羽田’（音:ﾊﾀ）了。不过，我也觉得我的祖先是中国人。你看我穿的中山装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位前日本首相羽田孜一直承认自己具有古代中国人的血统。另据《史记·秦始皇帝本纪》记载: 徐福向秦始皇建议，让他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和必需的物品、海员、工匠、医生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海外去寻找仙丹妙药以使秦始皇帝能够长生不老。秦始皇帝当然希望自己永远年轻，长生不老，于是就使得他们东渡日本，其中一部分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徐福到达现在的日本后，却再也不想回去了，就在日本定居下来。徐福随员的所有人都被赐姓氏为‘秦’，这应算是对秦朝故土的眷恋与纪念。所以说，‘羽田’一族很有可能是徐福随员中某个首领的后裔。”

 

三、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改名问题的大讨论

我们了解到，2004年西北大学收藏了一合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王教授等专家教授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当我们问到王教授的研究初衷时，王教授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要利用‘两重证据法’对井真成的改名进行追根溯源。具体来说，2004年春，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了一合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客死长安的墓志盖和墓志铭。尽管该墓志盖上仅有12字，墓志铭上只有171字，内容颇短，但言简意赅，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了不少有关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新信息，这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许多难得的宝贵资料。由于该墓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唯一一合、且年代较早的唐日本人墓志，因此，问世之后就立即引起了中日学术界同仁极大的关注。首当其冲的是，井真成的改名问题成为中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笔者也不揣冒昧愿对此发表本人的一孔之见。”

他向我们介绍到：“迄今为止，经过中日学术界两年多的激烈讨论和学术论争，至今仍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即‘井上说’、‘葛（藤）井说’和‘唐名说’。”

随后，他向我们详细解说了三种观点。

其一，“井上说”是以日本国学院大学铃靖民教授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所谓‘井’姓这样的中国姓，或许是与以现在的大阪藤井寺市一带为根据地的渡来者‘井上忌寸’的家族有关，他不仅是这一家族中特别优秀的人才，而且也是一位有门路的人。”

其二，“葛（藤）井说”是以日本奈良大学东野治之教授的观点为代表。他始终坚持认为：“所说的‘井’姓，理应是省略日本姓而自称的姓，这从带有‘井’字姓氏家族出身者的身上可以略知一二。这里，使人想起７世纪末至８世纪前半叶，有层出不穷的遣唐使少录、遣新罗使、遣唐留学生等人物都是出自于葛井氏。这一族是渡来民族，他们是以南河内的葛井寺附近为根据地，原本称之白猪氏。从很早以前，好像这一族就自称为葛井氏，和铜年间的葛井诸会就与白猪广成排在一起，这从《经国集》中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族中的白猪广成、葛井大成、葛井清成等人，都是拥有相似名字的同代人，或许就是井真成的近亲吧！当然，‘井’上再加一个字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像葛井氏那样，活跃在这个方面的人物还没有问世。”

其三，“唐名说”，这是王教授针对上述两种观点最早在首次讨论会上就提出来的新观点。他始终坚持认为：“井真成的改姓似乎与‘井上’与‘葛井’没有必然的联系。前一种意见认为，应去掉后一个‘上’字，而后一种意见则是认为，应去掉前一个‘葛’字，两者之间显然是无规律可循。其实，早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统治阶级上层就开始对来自异邦的遣隋使名字进行音译了。例如，当时隋人呼（小野）妹子曰‘苏因高’，呼（难波）雄成曰‘乎那利’。据汪向荣、夏应元二位先生考证：押遣隋使大使‘苏因高’之名显然是日文イモコ（妹子）的音译，而‘乎那利’之名则无疑是日文ヨナリ（雄成）的音译。进入唐代以后，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们中的一种风潮就是给自己起中国名字。例如，阿倍仲麻吕（仲满）的中国名字称之‘朝衡’，有时也写作‘晁衡’，就是他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所谓‘其偏（副）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由此可以推断，井真成的名字如果不是古代日本人的真实姓名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应该同阿倍仲麻吕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朝衡的情况类似，也很有可能是他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井真成。”

他还介绍到说：“迄今为止，发现的唐日本人的“井”姓共有两例。除了井真成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井俅替”的人物。此人就是因患痢疾而在扬州死亡的第19次遣唐使船船师佐伯金成的傔从（从者），此事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八月十八日条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是井真成，还是井俅替，他们的改姓动名，似乎都与遣唐使有关。如果推测不错的话，他们俩应与阿倍仲麻吕的改姓动名的情况一样，是他们为自己所起的唐风名字，与原日本的姓名是毫无联系的。关于这一点，请大家参看我的拙文（王维坤：《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改名新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15日第7版)。”

最后，王教授语重心长地表示：“只要勤奋努力去学，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所以希望同学们在大学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一定要把文献的功底打扎实。”这也正如王维坤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讲：“虽然人的出身是不能自己选择，但是自己未来的道路完全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四、王教授日本留学与讲学的经历对于东北亚研究的影响

当我们询问到王教授为何在1992年9月，放弃月薪60万日元的客座教授，而做了月薪仅30万日元的客座研究员时，王教授非常谦虚地说:“我如果没有在日本留学与讲学的经历，那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研究成果，在东北亚研究方面也肯定不可能有我的话语权。”

讲到这里，王教授说他首先要感激他的恩师——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1985年春天，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吉川忠夫先生来西安参观学习，他亦是张岂之先生的挚友。有一天傍晚，张先生特意到后来以“半边楼”而出名的教职工宿舍二楼429宿舍去找王维坤教授，让他接待吉川先生。并叮咛王教授说：“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日语，西北大学要培养自己高水平的外语人才。”张校长治校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王教授接待吉川先生共计五十三天，在此期间，张校长经常反复告诉教授：“小王，你的专业基础打的不错，请你学好日语，以后有机会我请你去京都大学留学。”张校长和吉川先生的这两句话，成为了王教授学习日语的最大动力。第二天，教授便上街买了一套上、中、下三册的《日本语》教材，历史系副主任游钦赐先生为我提供了“砖块形”单放机与磁带。“已步入34岁的我，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日语学习。毋庸讳言，如果我当时没有学习日语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我后来负笈东渡、留学扶桑的经历。”王教授这样表示。

王教授还补充道：“经过一年的刻苦背诵日语，再加上我校‘日语教师班’的强化训练，我的日语水平提高较快，于是我踊跃参加了全国遴选日本留学生的外语水平考试，一举成功。由于我校当时虽然与京都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但还没有建立人员互换交流协议。所以，我便有幸去了考古重镇一一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指导教授就是日本考古泰斗森浩一先生。况且，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和森先生都是考古学界的泰斗，同时亦是交往多年的挚友，我能够有幸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如上所述，宿先生帮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文献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基础和隋唐考古基础。森先生则培养我过硬的日文写作能力，并指导我搞了一系列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1988年3月，当我获得硕士学位后，森先生就希望我能够留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母校西北大学师资力量匮乏，急需我回国为同学们上课。在这种情况下，后经西北大学与日本同志社大学两校商议，让我一边上课，一边在森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9月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的恩师、同志社大学资深教授森浩一先生想以月薪60万日元来聘请身为西北大学讲师的我去做客座教授，结果我还是非常婉言地向先生作了回复：‘我是您的学生，与其说这次让我去做客座教授倒不如让我先做客座研究员，我想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做您的博士生。这么一说，指导教授便欣然应允了。’所以我用了一年的功夫，就直接用日语撰写了3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的研究》(上、中、下三册)(图1~图7日文博士论文手稿；图8博士论文出版拙著)，93年10月我就按时递交了博士论文，半年之后的94年4月，我就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10月24日我就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文化史学）博士学位。这在日本同志社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我不仅是第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而且也是该校当年最年轻的文学博士。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月25日第3版上，以《从生产队长到文学博士一一记西北大学留日归国博士王维坤》为题对我进行了跟踪报导。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西北大学和同志社大学的荣誉，同时也是森浩一教授长期培养和教育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也谢绝了日本大学对我的挽留。在拿到学位的第三天27日，就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我的母校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他继续向我们介绍到：“1997年11月，日本朋友书店正式出版了我的日文博士论文《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的研究》，这是我长期从事中日文化研究的初步总结和阶段性研究成果。1998年3月，我又被同志社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用日语给学生讲授专业课，又回到森先生的身边。回顾自己所取得的一点成就，无疑与森先生的关怀和自己对日本文化的关注不可分割。如果没有森先生的指导，没有良好的日语基础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也就谈不上用日文撰写专著，更谈不上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了。”

最后，王教授对同学们提出了寄语：“我能够做到的，同学们也都能够做到。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努力的人们。同学们，努力吧！明天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五、王教授所主持的共同研究会《古代东亚交流的综合研究》

当我们邀请王教授展望有关东北亚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时，王教授明确指出：“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问题时，单凭个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组织研究团行集体攻关才对。”

2007年4月，王教授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邀，在此以首席专家和客座研究员的双重身份，组建了一个由日本国内三十位教授组成的王共同研究会，从事《古代东亚交流的综合研究》。通过大家一年的共同努力，他们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报告书》已于2008年12月按时出版发行，取得了预期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在国内做首席专家是比较困难的，在日本也绝非易事。特别是选择国外的学者聘请做首席专家，应该说是难上加难，在当时，他是第一位获得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这一殊荣的中国考古学者。由此可见，王教授在国际上的盛名是众所公认的。

现今，有多所大学邀请王教授做特聘教授，王教授再三表示他自己早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只是想为聘任我的学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他表示：“去年5月26日，我既然做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客座教授，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把我们学生培养好，把学科建设好，使我们东北亚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挤身于我国东北亚研究的较强行列之中。”

 

六、在日本留学两年、讲学七年为王教授尔后从事中日古代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问及“中日韩古代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与预期的期望是否一致”的问题时，教授表示，最近市上的领导想请他做过一次学术讲座，即《中国隋唐长安城对日本平城京的直接影响》。王教授以此为话题向我们讲述：“隋唐长安城是按照隋文帝的设计理念‘天体’来建造的，所以也有‘宇宙之都’之美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优秀的都城传统文化，其中早已丢掉了。而在现在日本的奈良市依然能够看到我国隋唐长安城里坊建制的影子的孑遗形态。”

他继续说道：“众所周知，七世纪至八世纪之际，日本先后大量派遣所谓的遣隋使、遣唐使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模仿中国隋唐文化与都城文化，从而创造出来了日本历史上繁荣灿烂的‘奈良时代’（710—794年）。710年，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它就是完全的隋唐长安城的模仿版。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已从十六个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对比研究，从而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新局面。随着794年天皇将平城京迁都于京都的平安京，这标志着‘奈良时代’就被新生的‘平安时代’取而代之了。但是，日本平城京（710—794年）虽然说是模仿隋唐长安的建制而建造的一座历史名城，而我们在有些方面没有像他们那样将文物的开发利用与文物保护之间矛盾处理的较为合理与理想，这是需要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应该引以为戒，加以注意和值得改进的地方。文物不能再生，破坏一个就会丧失一个。因此，2007年6月日本1972年发掘的高松冢壁画，由于墓室湿度较大，壁画发霉，现场保护环境日益恶化，迫不得已将整个墓室解体，移到奈良文物库房进行修复与保护。所以，我在大阪作主旨演讲时，便以《文物不能保护，发掘毫无意义》为题进行了大声疾呼！”

 

最后，王教授语重心长地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一些指导建议，他说：“作为大学生，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王教授一言可谓千金难换，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契机，积极进取，奋发图强，为东北亚的合作交流与繁荣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